5月21日清晨七点，我手里攥着法院的传票，来到雾渡河法庭。昨天王书记员已经向我告知，由于我妻子近70岁了，腿脚不方便，不能来到法庭参加庭审，于是今天将要去我家中开展一场“特别的庭审”，我的心里此刻像块石头压在胸口——要在自家和相伴近二十年的妻子办离婚，这怎么想都荒唐。

过了一会儿，法庭的同志们已经穿好工作服，他们手里拿着档案袋和横幅，因路途遥远，法庭的工作人员又担心我骑摩托车不安全，便热情地招呼我上车，于是我随着警车一同出发。警车在盘山路上把我转得晕头转向，何况还有四十度的高温，王书记员也因晕车而吐了好几次，可法庭的工作人员却没有任何怨言，法官坐在副驾驶，不时地回头问我家庭情况等，即使衣服流汗湿透，也始终温和：“王叔，慢慢说，咱把事情说清楚。”

两个小时后，警车终于停在阔别三年的家门口。推开车门，我看到儿媳妇搀扶着妻子缓缓走来。她坐下时，我注意到她的白发比从前更多，拄着拐杖的手也愈发颤抖，这一幕让我心头猛地一揪。

法官决定分开调解，让我先到门外等候。屋内，他们耐心地与妻子沟通；屋外，王书记员则向我了解情况、做调解工作。我坦言，离家务工多年，性格差异与沟通缺失，早已让我们没了共同语言。而真正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六年前儿子盖新房时的那场争执。当时，儿子想借钱盖房，我觉得应该先保障老两口养老，而妻子心疼儿子，偷偷把家里攒的三万元养老钱给了他。我发现后火冒三丈，指责她做事不商量，她却指责我只为自己不为儿女着想，我们俩人便大吵一架，甚至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。

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愿和我交流家事，我心里憋着气，选择外出打工，这一走就是六年。交谈中，我也意识到自己多年未尽到丈夫的责任，愧疚感涌上心头。为表歉意，我主动提出给予妻子三千元补偿（对于以务农为生的我来说，这是目前能做的一点心意）。

在法庭人员劝导完后，我再次回到屋中，简易法庭已经布置妥当，在法官的询问当中，我了解到很多：我不在家，我的妻子一个人守着三亩地，农忙时凌晨四点就下田干活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辛。可性格的差异、多年未化解的矛盾，早已在我们之间划出难以弥合的裂痕。尽管法官们苦口婆心劝导，我和妻子心里都明白，这段婚姻走到尽头了。

庭审结束，我们仔细核对笔录后，郑重签字捺印，因妻子不识字，法庭人员逐字逐句地耐心读了几遍，才完成了签字与撩印。随后，妻子便从屋里拿出结婚证将其撕成了纸屑……

随着一声“庭审结束”，我们的婚姻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将三千元递给妻子，轻声说了句：“这些年，辛苦你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”随后，我走出门外，蹲在路口抽烟，法官在和我妻子交代以后要好好生活，一个人住要注意安全，身体不舒服不要硬扛，该找儿女就让儿女回来。同时，法庭人员们便重新归位好桌椅，扯下横幅，完成收尾工作，一场“巡回法庭”也就到此结束。

回程的车上，我望着后视镜慢慢远去的山路和我们夫妻俩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家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也在车上对着法庭的人员表达了谢意，法官语气温和地说道：“王叔，日子还长，自己回去了也好好过，我们多跑点山路没啥，就盼着大家能够解决问题，心里敞亮。”这一刻，我知道，此生再不会以夫妻的身份踏入那个家，但巡回法庭不辞辛劳的奔波，却让我内心感到踏实。或许，这就是司法温度最生动的诠释。